dkmwv [14]《吕氏春秋·贵生篇》。
高明即境界，中庸即平常事。但实际上不仅是一个重要问题，而且有较大分歧与争论。
所谓神妙万物、阴阳不测、屈伸往来等等，都是从创造的妙用上讲神的，用固有其体，但这个体不是实体，而是无限的潜在能力。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并不就是实体，而且，他不仅从知上讲良知，而且从其他方面讲良知。应当说，具有不同境界的人，在日常行为中，不仅具有不同的见识，而且具有不同的意趣和情操，也有不同的作为，其境界即意义是能够看得见的，能够体现出来的。[17] 他甚至认为，鉴赏是道德观念感性化的评判能力，要求感性与道德情感的一致[18]。这种乐不仅仅是道德的满足感，它还是人生的真正幸福与快乐。
牟宗三先生虽然看到这一点，但是最终仍走向完全的理性。这种境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神性，而是心灵创造出来的意义世界。道是道家哲学的基本概念，也是最高概念，道无形无象，不可感知，甚至不可言说。
即使传授，也只能是带徒弟，却不能办学校、开讲堂，更不能写成著作，让人家去读。孔子的学生宰我以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，建议取消，孔子听后批评他不仁。只是在庄子那里，自然之道具有绝对普遍的性质，超越了一切是非和善恶，是一个无所不有而一无所有的大全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，死矣。
现象学所说的现象，一般都是中性的。又由于心体不离心用，就在个体的心中，因此这种超越是自我超越。
天只是以生物为心，自然界生生不息，化育无穷，这就是天心。对于什么是道，《易传》提出两方面解释。按庄子所说，道是万物的根源，万物只是道之一偏，万物有对而道无对，万物有生而道无生，道是大全，更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进行认识。所谓内向思维，是就思维的指向而言，它是返回到心灵自身的自反思维，也就是主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。
这样，既没有形成重智主义的理智型思维，也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意志论，而情感体验却得到了充分发展。由体而达用的自我实现，同由用以达体的思维运作，二者是相互为用的。未发之体虽然是潜在的，已发之用虽然是现实的，但未发却是本体存在，已发只是本体的实现和作用，有体便有用，无体则无用，必有未发之体，才有已发之用，已发是未发的实现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老子提倡一种否定性思维，通过对知识的否定，排除对象思维，才能实现对于道的直接认识。
如果说认识，那么，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概念认识，既不是概念分析和推理，也不是信息加工那样的智能活动，而是一种体验层次上的意向活动和自我认识。心不是一块白板或一张白纸，如同西方某些哲学家（洛克）所说，可以在上面涂上各种颜色，心也不是一面镜子，如同某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说，可以照见外面的事物。
它的致中和之说，就是主体意向思维的典型。他始终把实践放在第一位。
由于他明确主张神形合一，他的超越论更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，即不离形体而又超越形体，不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，不离情感而又超越情感，现实的自我同时又是无为自得，体妙心玄的真我，不是在自我之外，求所谓真我，而是在自我之中，实现真我。故事说：孔子的弟子子贡南游楚国，由楚返晋经过汉阴时，见一丈人浇灌菜园，其方法是凿隧而入井，抱壅而出灌，即抱着瓦罐从井里一次一次地打水，然后一次次地浇灌。他提出天有两种意义，一是天之天，即与人相对而存在的自然界，一是人之天，即人所具有的天道或天德，也就是天人合一之天。按道家所说，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在于自然之性或无为之心。从认识论讲，黑白是由知觉构成的经验知识，是对某种客观性质的认识，这里并没有任何主观需要和评价的成分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与人的好恶、美丑、善恶等情感评价毫无关系。道是形而上的普遍原则，又是实体性存在，由此出发对道作出了一系列规定。
君子之知，是知道安身立命的道理。真我与天合一，与道合一，我就是天，天就是我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故不求与天相胜。
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，决定了中国人缺乏求知的理论兴趣而特别重视做人的实践活动，不重视理论价值而注重实践效果。特别是儒墨两家，并称显学，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毫无疑问，这是典型的主体思维。但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的理性及其功能或作用，它首先标志着人的存在。
佛教华严宗提出许多对立范畴，如理事、体用、一多等等，以性理为本体，以事物为现象。东晋至南北朝时翔的佛教理论家道生，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，开始了中国佛教哲学内向思维的新阶段。他把自然归结为人的不知其然而然的内在本性，人人各有其性而性各不同，但人人只要自足其性，便无贵贱大小之分。但另方面，由于哀乐之情生于人心、本在人心，因而它又是表现人性的。
在传统哲学看来，人之所以为人之性离不开心，性就是心的本质存在或心之所以为心者。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，都在主体体验中获得一种认识，但这种认识是通过主体意向活动实现的，是一种本体认识。
这说明，具有批判精神者如王夫之等人，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传统思维方式，他们仍然在传统思维的框架里思考问题。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。
'老者对子贡进行了一番教训，子贡怏怏而去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，物至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。
儒家着重对主体自身进行意义分析和评价，这样的分析是以先验道德人性为前提的。意向本身就具有实践的特征。鱼之乐实际上是人之乐的投射，而人之乐则是通过鱼之乐来体现的。如果为之，我未见力不足者也。
这是中国人的自我超越的形上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点。朱熹虽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前人的理论，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并没有离开体验型思维，静中体验就是一例。
有了这种体验，大泽焚而不能热，河汉冱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。善指情、才与性，是人的内在潜能，也是人的自我需要，信是真实的自我存在，美是自我存在的充实，大则是充实而有光辉地实现出来，圣是大而能化育天下，神则是圣而不可测的境界。
理学家并不反对类比、类推等逻辑思维，也不反对格物穷理等客观思维，但他们认为，这样并不能获得宇宙人生的根本意义，因而不是最根本的思维方法。沿着这条路子发展下去，必然走上道德形上论，提倡出于情感而又超情感的道德理性，它形成一种稳定的思维模式，从心理经验中体验出道德情感，进而提升为超验的道德本体。
